1925年云南霜灾后大饥荒的救助(5) - 云南化工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|版面费|电话|编辑部|论文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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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云南霜灾后大饥荒的救助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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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

1925年的3月地震和4月霜灾，云南省政府多次求助于北洋政府，然而后者并未给予太多关注。大理地震报告书中说“灾情之重，已可想见吾国北京晨报，会于是月二十一日将地震状况登明，然略而不详，日仅登大理一属之地震状况。其余各县，均未叙及”。⑤童振藻：《云南大理、凤仪等属地震区域图说》，第 1页，云南省图书馆藏。北京方面的重视程度，可见一斑。霜灾之后，省政府通电各地请捐，“北京方面，由常关赈务附加税下，两次分获国币一万一千元”。⑥云南全省赈务处编：《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之灾情总报告》，第15页。8月14日，唐继尧致电段祺瑞，要求政务署从附捐项下拨款赈济，并于当日即致电北京云南会馆，委派王采臣等人为代表，“向赈务署要求拨款赈济震霜灾民”。⑦云南全省赈务处编：《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之重要文电汇编》，第59页。

此次请款还有乌龙事件发生，9月16日，在回复华洋义赈会的电文中。唐继尧说：“昨接赈务署文电，滇省由常关附捐内，仅分得四千元。兹接大函，谓分得七千元，是否前电号码错误，抑系两次分配。希查明示之，又海关附税已如。命再电中央，请求重优分配。滇省震霜两灾，实属异常奇灾，亘古未有。”①云南全省赈务处编：《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之重要文电汇编》，第65页。唐以为，云南灾情过重，仅4千元实在太少。而之前又接到7千元的电报，他自己也没弄清楚是之前的电文发错了，还是分两次发放。

由于拨款太少，唐继尧决定再次请求拨款，当日他又致电段祺瑞。“仅蒙发款万元，及得，赈务署来电，由常关附税分配四千元。顷闻被灾各省要求由海关附税拨济，滇省灾重区广，需款浩繁，请求外务祈饬署从优支配，以济灾黎。”②云南全省赈务处编：《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之重要文电汇编》，第66页。之后，北京政府再无款项拨来，文电联系也随之中断。名为中央的北洋政府在此次赈灾中，鲜有发挥作用。彼时段祺瑞虽任临时执政，但北洋政府处于直系和奉系竞争控制之中。1924年北京政变，奉系主导北京，中央政权前后更迭，自顾不暇的北洋政府自然无心顾及西南霜灾。

省内力量贫弱，救济乏力，指望中央政府救济的希望又破灭了。国家救灾力量几乎没有参与，而民间慈善组织却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以旅沪云南赈济会为例，前后4次共汇款2万5千9百元滇币。以华洋义赈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红十字会为主的民间慈善团体，在救灾中广泛参与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。

结论

1925年云南霜灾爆发之时，正是云南政府和民间最为穷困的时候。连年荒歉，灾害频发。1923—1925年连续3年的霜灾，严重破坏了滇东民间大小春粮食作物的协调能力。地方备荒中最重要的仓储制度早已崩坏，民众个体和地方政府均无能力应对灾难，致使饥荒迅速蔓延。而省政府自护国战争以后，军费支出成为财政黑洞。整个云南社会陷入财政困难的恶性循环，军费浩繁导致搜刮民间，民间穷苦与灾害频发又加重财政困境，当大灾来临之时，政府无钱应灾，地方无粮，政府没钱。云南的经济社会状况决定了救灾能力十分有限。省政府在灾情总报告中说“如果天心悔祸风雨时，若休养生息十年之后，或者可恢复原状乎？”③云南全省赈务处编：《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之灾情总报告》，第18页。

此外，国家救灾力量的缺失，是本次救灾不力的一大原因。较之清代云南荒政中的国家救灾行为，有中央财政支持和严密的制度保障，1925年的云南霜灾救济可以被看成是一次国家力量缺失下的地方救灾。自顾不暇的北洋政府都不如清政府，没有重视因此不可能提供支持。早已崩坏的地方仓储体系失去备荒功能，而新的备荒体制尚未建立。尽管有民间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，毕竟是杯水车薪。应该说，国家力量的缺失是整个北洋时期，甚至是民国年间荒政救济中的普遍问题，这也是为何民国灾害救济往往成效甚微的原因之一。①相关论述可参见王成兴：《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》，《民国档案》2012年第3期，第63—72页；孙训华：《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》，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3年第5期，第78—82页；王虹波：《1912—1931年间东北灾荒的社会应对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吉林大学文学院，2013年。

民国时期的荒政救济，处于向现代慈善救济事业转型的阶段，尽管相比清以及之前的历代荒政救济，民国时期的救济方式无疑更加多元与全面，从救灾形式和源款筹集上亦更加多元，民间、社会力量更为突出。然而，荒政最重要的一环无疑是国家的组织调配，尤其在巨灾应对中更是如此。以古推今，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对当今国家各项灾害救济亦有颇多可鉴之处。荒政作为国家大政，若无国家力量参与，很难救民解荒。1925年云南霜灾引发的特大饥荒中就是明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