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液仙与中国化学工业社(3)

　　

甘油为牙膏的主要原料之一，同时又是洗衣皂的副产品，为了能做到原料自给，方液仙决定生产洗衣皂。1935年，中化社从德国进口精炼甘油的全套设备，并把洗衣皂品牌定名为通俗易辨的“剪刀”牌。为使“剪刀”牌肥皂的质量能赶超当时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“祥茂”等洋牌肥皂，曾派人不辞辛劳地进行市场调查，走访过一些家庭主妇，采纳家庭主妇提出的要求：“剪刀”肥皂要做到“三不”，即“不缩布料、不易变形、不伤皮肤”的三点要求。1938年春，“剪刀”肥皂研制成功，终于达到了“三不”要求，遂正式投产，并很快进入市场，因其脂肪酸含量高、质量佳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由于“剪刀”牌肥皂价廉物美，加上中化社将“剪刀”牌商标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，使“剪刀”商标的名声越来越响，并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“祥茂”等洋牌肥皂的销售造成了影响。可不久之后，剪刀牌遇到了侵权的麻烦。原来，由于中化社负责经办商标的职员粗心大意，未发现“剪刀”商标已为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所注册，因此向商标局申请注册时遭驳回。无奈之下，由方液仙表弟、经理李祖范亲自出面，与中国肥皂公司董事长商量转让商标事宜。该公司英籍董事长提出以特价供应甘油为条件，要中化社放弃生产肥皂，并允诺承担中化的一切投资费用带来的损失，但决不同意转让商标。同时，该董事长还建议，中化可以改“剪刀”为“箭刀”。中化社本意并非冒牌，见对方不同意转让，于是自1939年起便改用“箭刀”商标。　　除了中化社之外，方液仙还参与投资了多家工厂，这些工厂大多是为中化社提供原材料。如1925年开设永盛薄荷厂，为中化社提供化妆品及牙膏所需原料薄荷油，任董事；1932年与方哲年、方作舟合资兴办肇兴化学厂，供应中化社化工原料，任董事长；1934年投资开成造酸公司，供应中化社工业用酸，任董事；1934年创办中国胶木厂，为中化社提供胶木瓶盖等，任董事；合资创办美龙香精厂，供应中化社酒精及香精，任董事；此外还盘进天一味母厂，成为中化社的联营企业，任董事；此外还投资健华化学制药厂，任董事长。方液仙通过所属5个工厂及联营企业，组成基本自给的工业制造系统，使中化社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学品工业综合性企业。　　“国货大王”惨遭暗杀　　九一八事变后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，广泛开展了提倡国货、抵制日货运动。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之际，方液仙联合了华生电器厂、美亚织绸厂等9家国货工厂，选出18种主要商品，在南京路举办“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”。此后，又投资支持李康年筹设中国国货公司。1933年2月，该公司在南京路开业，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李康年任经理。国货公司大力宣传“中国人应用国货”，专销国货，并为各国货厂设专柜展销商品。1937年5月，方液仙联合吴蕴初、蔡声白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，还成立联销机构，并在南京、郑州、桂林、汉口等地设立中国国货公司，积极推销国货。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，被社会各界誉为“国货大王”。　　抗战期间，中化与国货公司日益发展壮大，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，加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抗战时，方液仙先后两次在厂内及胶州路申园举办伤兵医院，救助抗日伤员，还积极支持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“益友社”，并担任名誉理事，日军对其恨之入骨。　　1939年，方家的镇海同乡、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前来游说，希望方液仙与伪政府合作，并许以伪实业部部长一职。方一口回绝，表示只会经商，不懂政治，并劝傅筱庵晚节要自重。日伪利诱不成，便用恐吓手段，方液仙终不为所动，最后敌伪恼羞成怒，决定下毒手。　　1940年7月25日上午11时，方液仙乘汽车由星家坡路（今余姚路）住所外出。汽车刚驶出大门时，突然间冲出多名持枪者，拦截在车前，喝令停车并开枪射击，陪坐在车中的贴身保镖陈浦生被打伤，歹徒将方液仙拉出车外，并挟持到预先停在路旁的另一辆车上，疾驰而去。　　方液仙被绑票，方家顿时大乱，即刻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，请求缉拿匪徒，营救方液仙。但方家心急火燎等了一个多月，仍没有任何消息。方夫人戴氏见捕房没有查出头绪，更加忧心如焚，无奈之下向上海特别市政府求救。结果苦苦等了许久，伪政府回答是“查无此事”。直到该暴徒因他案被捕受审时，才知晓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案，方液仙早已被杀害，年仅47岁。　　时世艰难求自保　　抗战期间，上海沦为孤岛，局势恶化。为维护中化社的整体利益，避免汪伪特务破坏，公司经理李祖范与方液仙商量后，决定利用自己是中国扶轮社上海分社副会长的有利条件，通过美籍律师阿乐满向美国政府注册，改为美商美联实业公司，各工场均挂美国国旗，并增加阿乐满、安迪生两位美国人为公司董事。　　太平洋战事爆发后，日军开进上海租界，借口中化社系美商注册，认为“敌产”，派驻监督官，实行军管。中化社被军管三年中，日军大肆劫夺，将2万箱原料油脂和成品肥皂，以及1000箩牙膏强行运走。为保存资金实力，中化社在南京路慈淑大楼内设立了一个德丰昌商号，对外宣称是经营批发中化社产品的商号，实则为秘密转帐机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将公司大量资金转移，日军从未察觉。直到1945年5月，日军才将公司移交给汪伪政权，解除军管。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，法币政策无济于事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。中化社在此局势下，为保全实力起见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。一是在年终利润结算时，原材料价格以再生产成本计算，而不按帐面成本计算。如此便提高了帐面上产品的成本，而利润则相应下降。年终分配时，税金、红利减少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胀所引起的损失。二是利用银行资金。发售产品前，先向银行借款，购入原料，然后出售产品，实行先进原料后销产品，通过借款来弥补不断下降的币值。所以，中化社在币值稳定时是行庄的存款户，在下跌时是行庄的欠款户。通过这两种方法，中化社才不至于破产。1949年解放后，中化社实行公私合营，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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